“宁可放弃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80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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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定的红色交通线纪念馆的人员在打扫卫生。(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

长期以来,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条红色干线,其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彰显。“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

从上海到江西瑞金有多远?这条不到1000公里的旅程,如今只需坐数小时火车,可在20世纪30年代,得要几十倍的时间,几倍的路程,陆丰张育浩,周恩来就曾足足走了大半个月。

那时,中国大地上星星之火烧出一片片红色根据地,始终处在敌人重兵包围中,面临重重阻隔。位于上海中共中央与各苏区间,虽有少量小型电台,但功率受限,并不能远距离通讯。红军将士难与外界联系,中央也难以及时传达指示,乃至于中央更多是从时过境迁的信件、敌方的广播报纸获知苏区情况。

1930年10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交通局成立,建设由上海直通红色政权心脏的地下交通线被提上议程。“中央红色交通线有4条支线,但前三条反‘围剿’之后全部被切断,只剩第四条线路坚挺。1931年初,这条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打通,一直沿用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启长征。但长期以来,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条红色干线,其历史地位并未得到彰显。”广东梅州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连建文说。

“没有它,中央苏区历史就可能要重写。它不仅传递往来文件、情报,以及运输物资、带送款项,而且承担了党中央机关由上海到中央苏区的重大转移,护送两百余名中央领导人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苏区。”广东大埔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黄佳清说。

中共隐蔽战线专家郝在今介绍,中央交通局与中央特科这两个组织,由周恩来统一指挥,但相互独立,“这是很高明的设计,等于设了一道防火墙,起到隔绝作用。防止这一块儿出事,陆丰张育浩,牵连到另一块,这在后来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等事件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孤悬于中国东南角的这条航线,不曾中断。

“选一个交通员,比选县委书记还难”

“当年,选一个交通员比选县委书记还难。”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赖立钦说,“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指的就是如果交通需要调人时,即使放弃一个地区的工作,也要把人调来。”

除了“枪法准”、“能够胜任长途跋涉”外,尤其特别的一条是“不能说梦话”。2017年6月17日,“南粤星火路”大型采访团来到福建永定中央红色交通线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交通员的选配极为严格。

“这是怕泄露秘密。”赖立钦解释。一旦泄密,后果可能会危及中共领导人的生命安全。

交通员是这条隐秘战线的持枪护卫,在他们贴身保护下,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曾与危险擦肩而过。“不允许照相”、“不允许到群众斗争的场合”、“写过的纸要马上烧掉”,这些沉默的身影,凭着人均一把驳壳枪、一把匕首、两颗手榴弹,撑起了这条绵亘闽粤赣三省的千里秘密动脉。

穿越赤白交界区域的道道封锁线,闯过民团重重盘查和追踪,连夜在深山老林间披荆斩棘,更要严防叛徒的告密和背叛,他们用命在行路。

1931年春节,一个身材高大的山东人闯入了汕头的商人圈。这个仪表堂堂的上海客商,是一家新开的五金电器材料行的经理。跟他觥筹交错的人没想到,曾在法国做过华工的他,陆丰张育浩,在法国国会旁听席上大呼“苏维埃、红军万岁”等口号……

他就是汕头交通长陈彭年。绰号“大个头”的他,被同志戏称为“穿上长袍大褂,活像个资本家”。他常常穿着笔挺西服,头戴呢子帽,手拿文明杖,一副大老板做派,干的却是护送干部、军火和秘密文件这样走钢丝的活。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的他,通晓黑帮行话和行事作风,长期的地下工作,练就了他机敏的应变能力,让他自如出入于敌人封锁线间。

汕头市海平路98号,当年是一个气派的三层骑楼,2016年入选广东省文保单位。2017年6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在遗址前,辨认正在修缮保护中的历史。

1931年2月,中央派陈彭年等3人在此经营“华富电料行”,专营批发,不搞零售,作为第二个交通。

为了有合适的职业掩护,有的交通是杂货店,有的点是饭店,甚至有的点还是娱乐场所。

此前,中央在香港设华南总,闽西设立大,大埔、合溪均设立交通中,并在汕头设立第一个绝密交通,即上海中法药房的汕头分号。“周恩来指示,中法药房只有护送重要领导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陈汉初说。

“交通员执行任务时,以赶集的买卖人、码头工人、挑夫、船工等身份作掩护,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要像,要懂得‘行话’,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倒背如流’,同时得准备好一套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随机应变。”赖立钦说。

利用老板的身份,陈彭年行走于黑白两道,把无线电器材、药品等物资大箱大箱地运往苏区。为了支援白区地下党的活动费用,苏区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后,除粮食、衣物等分发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饰品等都由交通送往中央,或者由交通员带到香港,换成港钞,购买物资。陈汉初介绍,汕头交通负责筹款和押送款项,还负责护送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干部。

“他们节衣缩食,忍受饥寒,却把一批批黄金、白银、港币安全送达,从未发生贪污、遗失事件。有的交通员将黄金熔成的金条藏在裤腰带里,因天热路远,皮肤摩擦受伤后化脓成疮。时任广东省委交通员卢伟良,有一次从闽西带500个光洋到香港交给省委。他在两个手臂各缚250个光洋,外面穿上衣服,可由于天气炎热,光洋把皮肉都磨破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张会举说。

资料来源: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冯庆超/图)

“这条交通线是用血汗浇灌出的”

这条蜿蜒曲折的水陆交通线,全程达3000公里。从上海经转香港而来的同志,先由汕头乘火车到潮州,搭轮船到三河坝,再逆汀江而上至茶阳。在河边隐蔽处等候的大埔交通小船,一听到汽笛声就立即靠近轮船,接人前往30里外的青溪。登岸步行,走山路,武装护送进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

“水路迂回曲折,码头众多,便于隐蔽和应对突然事件。”梅州市委党史办主任邓文庆介绍。

面对险恶环境,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被建立起来。

“我父亲生前说,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遇到检查也看不出来。文件书信经常藏在衣服夹层里,或藏在鞋底、热水瓶中和竹扁担里,有时还挤进空的牙膏盒里。如遇绝密文件不能文字传送,还得全部背记,口头交接。”交通员王志海之子王瑞泉回忆。

周恩来在制定交通员选定原则时特别强调,“要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为减少风险,当时许多文件、情报的传递为“无纸化”。

交通员多是两人结伴同行,一前一后,相距一两里,前者空手,主要探路看风,后者护卫首长或身带文件,前面发现情况,后面就马上转移或销毁。

“这主要是学习了共产搞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欧洲那边主要是针对城市,咱这儿是城乡结合,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创新。”郝在今说。

“按照交通《秘密工作条例》,交通员一日走40到70华里,送机要文件要昼夜兼程100里。为了避免被巡逻的民团发现胶鞋鞋印,要求交通员执行任务时要赤脚奔走,面对陡峭的山路,割面的茅草,陆丰张育浩,扎脚的碎石都得咬牙坚持。”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邓泽村说。

但是,对交通员来说如履平地的山路,却成了一些护卫对象的难题。

1933年9月,卓雄接到任务:接一个“洋货”。到了潮州,他才发现接头的“洋货”是一个蓝眼金发的奥地利人。他就是共产军事顾问李德。

卓雄年仅16岁,就已成为中央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兼任特务大队长。这个少年英雄在战斗中几经厮杀,子弹曾贯通大腿根部,在战场上未曾皱眉的他,却在执行交通线任务时遇到难题:护送对象爬不了山。

“李德是唯一一位经由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西方人。”赖立钦说。李德在《纪事》一书中写道,“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平躺了几乎两天两夜,不敢出声。沿途停了多次,在我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第三天天黑后偷偷上了岸,我第一次见到红军战士。”

当走到福建上杭时,卓雄发现情况异常,封锁线的纵深不但加宽了许多里,而且敌人盘查特别严,因此决定舍弃道路,攀山直插苏区。于是,他们利用水车舂米房“轰隆隆”的响声,潜过小河,钻进大山。“这段路还有老虎拦路,长蛇咬人。”卓雄在回忆文章中说。

山上无路可走,这可苦了李德,穿着皮鞋的他进退两难。“战士把绑带解下来,陆丰张育浩,捆在李德腰上,前拉后推。”赖立钦说,“这条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邹端仁,这个守着广东到福建第一伯公坳小的汉子,因叛徒告密被捕,受尽酷刑牺牲。

“敌人还用煤油焚尸,然后叫当时年幼的我去收尸。”邹端仁的女儿邹春英曾对赖立钦说。

红色航线

大埔青溪是穿越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的必经之,也是由水路到陆路的转折点。在青溪的汀江畔,时不时会响起悠悠的汽笛声,当年,正是在这里,志士们踏上进入苏区的最后一程。

“水路非常适合带东西,船里好夹藏。但执行任务的人员,要在搞水运的人里培养。共产党的革命基本上不是靠空降间谍,好多交通员本身就是船工,当地人更容易生存下来。”郝在今说。有一回,船工化装成渔民,用绳索把内藏药材的铁箱绑在船底,在船头立着几只鸬鹚,扮作捕鱼的样子,混过国军哨兵。

一次,从上海发来200支手枪,交通员把手枪拆散,装在四个铁箱内,一路都以商人身份,递名片、送小费就过关了,可是要转运到青溪时,警察盘查严厉。交通员潜下汀江,把铁箱以铁钩绑紧挂在船底,逃过搜查。

当物资运到青溪上岸后,往往要发动群众抢运,将物资藏在粪桶或草料中,越过封锁线,一传到苏区。

“群众很有组织,不论雨天黑夜,一叫就来,多时有一百多人,看见穿黑衫、带驳壳枪的交通员一来,就主动准备好工具挑担。每次都是晚上七八点起程,从青溪到古木督来往一趟有九十多里,一个晚上赶来回。前头有武装带路,若有枪声,后面挑担就要赶紧藏起来。”连建文说。

“各地的交通小,多是设立在饭店、客栈、杂货店,还在炭窑、草棚设立存放物资的秘密仓库,这些小的交通员都是当地的党员,或堡垒户和革命群众。”梅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姚意军说。

在青溪江边,有一家“永丰号”,卖些烧酒、糕点等食品,店内设有床铺,可供休息。小店有个后门逃生,直通后山。店主余良晋夫妇,不是党员,但愿意为党服务。1931年12月,一身牧师装扮,陆丰张育浩,带着宣纸、颜料、画夹方盒的周恩来,深夜抵达“永丰号”,虽然招待的只有大埔农家番薯和糙米饭,他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如今,青溪水电将汀江拦腰截断,“永丰号”已淹没水下。但在青溪蕉坑,曾见证过周恩来转移的“缵诒堂”依旧完好。从“永丰号”出来,周恩来被护送到此,多宝坑小就设在邹日祥家中。听闻邹日祥先后三次被捕坐牢,始终没有暴露半点机密,邹母江强英更是为掩护交通员转移,血溅屋檐,中枪牺牲。邹妻江崔英宰杀一只大鸭招待来客,更令周恩来深感不安。

多宝坑与福建永定仅一山之隔,如今,梅坎铁路的火车穿过2.5公里的多宝坑隧道,就能进入永定。当年,陆丰张育浩,永定是进入闽西苏区的第一个县城,已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奔走一路的革命者自此不用再走夜路。

1933年,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陈云和博古循此线进入苏区,陈云问护送的卓雄,苏区是不是到了?得到肯定答复后,陈云躺在地上朝天空大喊三声:“共产党万岁!”著有《秘密交通》的作家刘瑞瑾说,陈云的秘书朱家木跟她说,这大概是由于陈云长期处于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处处需要小心谨慎,而到了苏区后就不用再担心特务盯梢。

“中央红色交通线加强了中共中央与福建、广东、江西的联系,保证了中央对全国苏区的统一领导,为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赖立钦说。

燎原之火,陆丰张育浩,始于穿透东南角的隐秘战线。

上一页1下一页 网络编辑: 吴悠 责任编辑: 姚忆江 实习生 朱婷 刘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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