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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自我忏悔的大文豪

时间:2018-01-02 09:2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世界各国读者几乎无人不知晓托尔斯泰和他的皇皇大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曼在1928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写道:“这位巨人肩负着

世界各国读者几乎无人不知晓托尔斯泰和他的皇皇大作:《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曼在1928年纪念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写道:“这位巨人肩负着史诗的重担,巍然屹立。倘若换成我们这一代孱弱多病、动辄喘成一团的人,恐怕早已压成齑粉了。19世纪下半叶纵然缺乏乐趣,露骨地注重实利,但那个时代仍是多么伟大,而产生了一位托尔斯泰、并用自己的活动确立了19世纪后半叶面貌的那一代人,又是多么的伟大。”

托尔斯泰 深受卢梭《忏悔录》影响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确实“巨大”、“伟大”,连其姓名也有此寓意:在俄语中“列夫”意为“狮子”,“托尔斯泰”意为“壮的”、“胖的”。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学历和经历、思考和忏悔、真诚和正直,决定了他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思辨科学、数学和实验科学,在喀山大学修过法学,对照研究过法国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叶卡捷琳娜二世主持制定的俄国《法典》。他曾熟读、研究基督教圣经、东正教圣徒传记、叔本华哲学、孔孟之道、老子哲学、佛学、婆罗门教义。在他自己所列的最爱读的书单中,除了十余部俄、英、德文学作品外,还有法国思想家、哲学家卢梭的《忏悔录》和《爱弥尔》——这两本书对托尔斯泰的“影响程度”不是“大”、“很大”,而是“巨大”。托尔斯泰说,他曾把卢梭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

父母早逝后,与兄弟、妹妹分家,托尔斯泰分得伏尔加河边的大农场和数百名农奴,可以在图拉省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怡然悠忽,或静心写作。可他在23岁那年却自愿参军,之后3年里,先后在高加索、克里米亚,分别跟高加索山民、土耳其人打仗,从一个军士逐步升为准尉、少尉、中尉。枪炮轰鸣,血流成河——战争的残酷必然使有思想的人思索、反省,托尔斯泰后来写出了《袭击》《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等多部关于战争的作品。

随着一部部大作陆续问世,托尔斯泰名声远播,威望极高,《新时报》发行人苏沃林甚至写道:“在俄国现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列夫·托尔斯泰。哪一个更强大?尼古拉二世对托尔斯泰毫无办法,他动摇不了他的地位;可托尔斯泰,毫无疑问,正在动摇他的王位。”

托尔斯泰通过其作品针砭时弊,揭露黑幕,否定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自己又甘为教会异端,同上流决裂,这确实是一种可以动摇沙皇王位的强大力量。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托尔斯泰又为何要自我忏悔?他究竟忏悔什么?他的忏悔又有多大影响?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要探讨的。

对自己富裕生活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世界上有“三大忏悔录”:奥古斯丁《忏悔录》、卢梭《忏悔录》和托尔斯泰《忏悔录》。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忏悔的“罪恶”,有些其实不足为道,如小时候贪玩、撒谎,偷摘邻居梨树上的梨,有一件事较大:与一女子倾心相爱,未婚生子又被迫分手,他悔之为“淫欲”。卢梭忏悔的事情相对大得多,如半乱伦式的爱情、受虐癖和暴露癖等,是他“一生中最隐秘的感情”,读者可以感受到他忏悔的真诚以及忏悔之后的平和心情,了解这位启蒙思想家毕竟有一颗爱大自然、爱生活和爱自由的心灵。

托尔斯泰在早期作品《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18521857)里,就已开始自我反省,认识到贵族家庭和上流的虚伪,并以追求道德完善来摆脱内心的苦闷;《忏悔录》(18791882)更是一部自我解剖的力作,倾诉他为追寻人生目的、人生意义过程中所经受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痛苦——撕下一切假面具,显露他自己赤裸裸的、几乎是炼狱中的灵魂。关于他的青年时代,他写道:“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谋杀……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

连自己的写作目的也不予隐瞒:“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 为了猎取名利……”他发现自己与许多“不道德”的作家一样,把写作当作“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并因获得艺术家、诗人、导师这些称号而沾染了“新的纰缪——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这种骄傲和自信又会变成怀疑、自馁,他问自己:“好,你的声誉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任何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在这种卑俗的精神状态中,他深感苦恼,怀疑自己生存的正确性,便想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在他50岁时,他觉得任何哲学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为摆脱对未来的结局的恐惧,他想到过自杀。不过,反复的思考终究使他对生命有所领悟。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由生活富裕造成的对生命意义的无知。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们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

落地生根的忏悔叫救赎

“人既可毁灭自己的灵魂,也可挽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挽救自己的灵魂,“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享乐,要劳动、谦卑、受苦、仁慈”,“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及其意义,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而应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

托尔斯泰于是走出家门,去做人口调查。在莫斯科乞丐成群的街道和市场,在供穷人投宿的利亚平免费夜店,他看到了“使我大吃一惊”的贫穷,看到了贫富的天壤之别,他写道:“事实上,我们在这种富裕生活的一切方面,从吃饭、穿衣、居住、卫生直至我们的教育,都是力图达到把我们自己和穷人分开这个主要目的。”他终于看到“在我们这些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堵穿不透的墙”,那是用富人的财富筑成的大墙,是“把我们自己与穷人隔离开来的”、所谓“清洁”和“教养”的大墙。他得出结论:“为了能够帮助穷人,我们首先应该推倒这堵墙。”

他从自己先做起,决心抛弃特权阶级的荒淫、堕落的寄生生活,从“地主老爷”变为生活俭朴的平民百姓。生活不再奢侈,戒酒、戒烟,还戒肉,猎也不打了。早晨收拾房间、生炉子、打井水、劈柴,原先都是仆人们干的,现在他自己动手。他甚至自己做鞋,曾为诗人朋友费特做一双皮鞋,象征性地收了几个卢布,费特特开证明说“皮鞋完全合格”。从莫斯科回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后,托尔斯泰与农民亲近接触,和他们一起收割庄稼、运草、盖房。有两次发生火灾,他都亲自投入救火,灾后又组织救济。托尔斯泰也常自己下地干活,他的画家好友列宾惊喜之余画了一幅《托尔斯泰耕田图》:他头戴一顶白帽,大胡子垂胸 ,神态专注,在两匹白马之间使劲扶着犁杖。

原先认为财富就是幸福,现在他说:“幸福在于生活上要求少和为别人多做好事。”世界观的转变使他决心与贵族阶级决裂,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他关心农民和土地问题,做出了将土地分给农民的计划。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他在他的庄园和家乡办了20多所农民子弟学校,并亲自动手,花了很多心血编写《启蒙课本》和《新启蒙课本》,其内容不仅有文学艺术,而且也有自然科学,还创办了教育杂志《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聂赫留朵夫≈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笔下曾先后出现多名“忏悔的地主”,而《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与 《复活》中的男主角同名)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占有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意为“明亮的林中空地”)庄园是一种罪恶,阳光、森林和土地应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阳光下、这森林中和这土地上的人们,而不应由他一人独占。

托尔斯泰希望出现具有忏悔精神的农业改革家,他自己也愿意做这样的人物,因此,《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有了列文这个角色。列文是个大地主,婚前也经历过放荡生活,但总的来说,他心地善良,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关心别人的幸福。列文希望农民富足,国家富强,热心搞农业改革,亲自干农活,看到农民与地主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提出一个“对分制”,即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可是,改革的各种试验总不能成功,以至精神极其苦闷,多次想自杀。正如《安娜·卡列尼娜》译者草婴所分析,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正是这种严重的精神危机导致托尔斯泰19世纪80年代世界观的激变。

在自我忏悔之后,托尔斯泰开始认真实行“道德上自我完善”原则。在《复活》(18891899)男主角聂赫留朵夫的身上,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影子。贵族忏悔者聂赫留朵夫尽管是个大地主,却持有“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曾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聂赫留朵夫年轻时也放荡过,玷污了姑妈的养女玛丝洛娃,随后将她抛弃。但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黑暗里,农村的贫困景象、城市平民的悲惨生活使他不寒而栗,终于改变世界观,背叛了贵族上流 。当知晓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蒙受不白之冤入狱后,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在精神上得到“复活——他自我认罪、忏悔,也决心赎罪,努力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失败后,又同她一起去西伯利亚。整部小说对沙皇专制制度、官方教会、愚蠢法庭、昏庸官僚作了深刻揭露、辛辣嘲讽,托尔斯泰正是在忏悔之路上勇敢而勤奋地创作,成了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即使在《战争与和平》(18641869)这部展示战争和现实图景、卷帙浩繁的巨著里,托尔斯泰也没有忘记让贵族青年安德烈和彼埃尔自我忏悔,让他们认识到贵族上流的庸俗和空虚,从而严肃地探讨人生的目的和的出路。安德烈在战役中受伤,独自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托尔斯泰也要让他意识到,与无边无际的苍穹相比,人类为自私的目的辛劳奔走显得多么渺小,大自然的伟大、纯洁,远远高于人们所向往的权力和虚荣。

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

忏悔的托尔斯泰不盲目遵从东正教会,因而受到教会的冷眼攻讦,最后甚至被开除教籍。作为基督教徒,他宣扬博爱精神,主张宽恕、仁慈、“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自我完善”。历来不少人反对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观点,往往忽视了他“抗恶”的坚韧不屈。在《复活》中,他揭露官方教会的种种劣行:不惜重金建造金碧辉煌的监狱教堂,把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变成“上帝的血肉”,等等,他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他愤怒斥责教会:“不把知识用到该用之处,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增加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托尔斯泰曾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晚年的托尔斯泰因不平等现象而深感痛苦,曾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不平等,由于我们在贫困现象的环绕中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我越来越感到痛苦——几乎是肉体的痛苦,而我又无法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这就是我生活中隐藏着的悲剧因素。”他对自己的信念愈加执着,下决心要实现“平民化”,要放弃特权,放弃财产,放弃稿酬和版权,要离开“地主老爷的王国”,要“住在农舍里”。这一切,自然使他的妻子索菲亚和子女不可理解又不可宽谅,家庭矛盾因此日益尖锐,他在家里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

1910年10月27日清晨,他,一个82岁的老人,终于由其医生朋友陪同,悄然步出“明亮的林中空地”,离家出走。他自己都不知要到哪儿去,反正先出去,坐马车,乘火车,随车而行,觉得漂泊到哪儿都比在“地主老爷的王国”里好。途中罹患肺炎后,他不得不在俄国南部小城阿斯塔波沃的火车下车,暂歇于长住处,几天内心脏病多次发作,11月7日清晨,就如他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好人一样与世长辞。临死前,他对医生、长和赶来看望他的大女儿塔尼娅说:“世上有亿万人,很多人在受苦受难,你们为何为我如此操心?”

他在雅斯纳亚·波利亚纳树林里的孤坟,其实不过是一个由绿枝覆盖的长条土堆而已,没有墓碑,没有雕像,也没有十字架。回归朴素是这个忏悔的大文豪的宿愿像普通平民一样默默地躺在这个由老橡树、白杨和菩提树环绕的地方,上方是天空,是安德烈所仰望的俄罗斯的无垠苍穹。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托尔斯泰对此心领神会,在1884年一则日记内写道:“应如老子所说——像水一样。它不可阻挡地流动,遇到堤坝——它就停止。冲决堤坝——它又流动。在方形容器内——它是方的,在圆形容器内——它是圆的。所以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托尔斯泰就是水,外柔而内刚,重要而有力。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他身后留下的文学、哲学著作,他的思想、精神和品格,也仍然是一种力量。这个世界因他的作品保持丰富而美丽的色彩,也因他的思想、精神和品格的不断发扬而充满生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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